1986年9月22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自民党内部的一场演讲上，提到日本人的“知识水平”问题，认为虽然日本有所谓高学历社会之称，但从国民平均来看，和美国差距很远，知识水平“和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或者墨西哥人相当，平均来看十分低下”。这场演讲被曝光后，引起美国的强烈抗议。9月24日，中曾根康弘出面解释，结果越描越黑——他称，美国是多民族国家，推行教育不易，却成果斐然，而日本作为“单一民族国家”，本应更容易普及教育。

(相关资料图)

“知识水平”发言引起了外交争端，而“单一民族国家”的发言则在日本国内炸开了锅——因为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人，同样是日本的国民。包括北海道“ウタリ”协会（即阿伊努语“同胞”之意）在内的社会各界发声批评，也有议员在参议院提出质询。内阁之后解释称，首相并没有无视阿伊努民族之意，只是认为阿伊努并非“《国际人权公约》所定义的少数民族”，而“单一民族”指的是日本人虽然由不同来源的人种融合而成，但已经“浑然一体”。这一解释引起了更多批判的声浪。

阿伊努是不是一个“民族”？这不是一个单纯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是关乎阿伊努在日本民族观念中的位置。现存不到两万人的阿伊努人，是日本人近代自我认识形成中极为重要的“他者”，重要到变成一种灰色、尴尬的禁忌，以至于有些人急于摆脱，将阿伊努扫入暗处，或者干脆抹除，变“他者”为“我们”。近年来，通过强调阿伊努的独特来打破禁忌的努力也越来越多。这条曲折的认知之路，和日本近代殖民扩张背后的思维与“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唯一的“异族”？

日本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按地域展示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民族与文化。从大洋洲开始，往东绕地球一周，分别设置了美洲、欧洲、非洲、西亚、南亚、东南亚、朝鲜半岛、中国、中北亚等独立单元，在最后回到日本文化之前，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单元——“阿伊努的文化”。展示板解说称：阿伊努民族生活在以北海道为中心的日本列岛北部及其周边，是拥有独自文化的原住民族，江户时代开始受幕府统治，明治时代继续被同化，但一直受到歧视与差别对待。近年，日本政府承认这些历史事实，采取了尊重阿伊努民族的政策。

阿伊努文化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一个独立的大展厅，和美洲、非洲等并列。庄帆摄承担公众教育作用的国立博物馆，其展厅所讲述的知识，可以说是官方“政治正确”和科学之间的平衡点。再看民族学博物馆的分类，未免让人对阿伊努展厅的设置产生兴趣：诸多展厅中，只有阿伊努的版块是以“民族”为单位设置的。其他展厅都以呈现多元与融合为主旨，这里反而要突出阿伊努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区别。由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中曾根康弘的“单一民族”、“浑然一体”言论。正如小熊英二1995年出版的著作《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谱系》（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所说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神话”，是在战后日本的特定环境中才得以成立、推广，并成为普遍共识。实际上，明治维新之后到战败之前，日本一直以“混合民族说”为主流。即，日本人是由来自大陆、南洋各岛等地的人种和原本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种（包括阿伊努人在内）混合同化而成，甚至有学者提出天皇家也是由朝鲜迁徙而来的征服者。这种说法主张日本民族由于混合而具有非凡的“同化”力、征服力，因此具有民族优越性，又因为和朝鲜、琉球人同源同祖，那么统治甚至同化朝鲜、琉球人乃理所应当。

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的展览，在叙述战后阿伊努的历史时，也把中曾根康弘的发言作为一个事件专门列出，即图片左下角所示。庄帆摄小熊英二指出，这种混合民族说实际上已经暗含着“单一民族”的逻辑：既然日本和它的殖民地都是同源同祖，那么就意味着有一种“大日本帝国”规模的单一民族的存在，或者说要朝向“同化”、建设成这种单一民族而努力。当然，这种“努力”的结局是给邻国和自己都带来了灾难。随着战败、退出殖民地的过程，日本的民族起源说也迅速坍缩，但仍然接续着战前的逻辑，因此变成了一种“单一民族神话”，即日本人虽然是从大陆、南洋等地渡来，但是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完成混合，成为单一的民族，和后来的朝鲜人等已是完全不同的种族（提倡这种说法的代表性学者津田左右吉，早在战前就已经构建了这一历史叙事）。而战后极为复杂的冲绳问题，则因为美军的占领等因素，战前主流的“日琉同祖”论并没有动摇。总之，“日本人”的单一性作为前提仍然得以保持。在这种单一民族神话下，阿伊努民族作为唯一的“异族”，成了尴尬的存在。因此，才会有中曾根康弘的那番失言——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与其说中曾根是有意强调阿伊努作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不如说他在讲那番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阿伊努的存在。

要理解这种状况，就必须追溯日本近代以来统治阿伊努的历史、以及对阿伊努的“知识”建构。战前的日本学者们利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工具，创造出了日本与朝鲜、琉球人同源同祖的历史叙事，却没有把阿伊努也囊括进来。这是因为，阿伊努民族恰恰成为了日本人近代形成自我认同中所需要的“他者”，尽管在国籍上属于“我们”。

从“虾夷”到“旧土人”

关于阿伊努自身的起源，学界颇有争论。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早在3万年前，就有人类就迁移到北海道定居，约9000年前形成比较稳定的聚落，此后人口虽有流动，但直到近代以前没有大的变化。大约7000年前，北海道受到本州岛的影响而进入绳文文化时代，此后又发展出续绳文文化、擦文文化。公元9世纪前后，擦文文化和来自北方库页岛等地的鄂霍次克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现在所说的阿伊努文化。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和本州岛的“和人”（对日本人种族的通称）一直有交流和贸易。在日本最早的成文史籍《日本书纪》中，已经出现有关“虾夷”的纪录。古籍中的“虾夷”是否即现在的阿伊努人，学界一直有争论。但后来的和人用“虾夷地”和“虾夷”来指称北海道及阿伊努人，已经固定下来。平安时代和镰仓幕府时代的史料中已有本州和北海道之间贸易、交往的记录，在战国时代双方还发生过战争（左派立场的历史学家会倾向于将当时的战争描述为阿伊努人反抗和人压迫的起义）。战争中，蛎崎氏的势力逐渐壮大，垄断了对阿伊努的贸易。蛎崎氏此后改姓为松前，并在德川幕府政权建立后得到了幕府的承认，即具有阿伊努贸易垄断权以及对和人移民管辖权的松前藩。

从十八世纪开始，松前藩与阿伊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的贸易，逐渐走向劳动力的攫取。据记载，在1740年前后，西日本的稻田有一半左右在使用北海道出产的鱼肥（以鱼制成的肥料）。对渔业资源的高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松前藩商人到北海道开设渔场、工场等，引入先进设备、技术，阿伊努人也从商品提供者变成了依附于和人才能生存的、被束缚的劳动力。江户时代的史料中，也因此留下了大量描述阿伊努人恶劣的劳动条件和悲惨生活的记录。许多学者也开始讨论如何拯救阿伊努人。

而这些讨论，大抵都着眼于教化。因为在江户时代，“虾夷人”即阿伊努人作为异族甚至异国人，是不言而喻的共识。因此，拯救夷人的办法就是教化，使其知晓“礼义廉耻”、敬重神佛，通过移风易俗来将他们导向文明的生活。于是，德川幕府并没有干涉松前藩的剥削，反而发布一系列的同化政策，禁止阿伊努人的服装、发型、饮食习惯、祭祀礼仪。

同化当然不意味着和人已经将阿伊努人当做平等民族对待。幕末伟大的探险家松浦武四郎，用双脚走遍并且测绘了北海道全岛，他也是当时少见的对阿伊努人及其文化抱有敬意的学者。松浦在书中讲述过一个阿伊努少年的故事，这名少年熟习日语，也已经按和人风俗剃头、穿衣，请求松浦带他去江户。松浦说，官府有禁令，等到解禁之时方可。少年答道，我曾是阿伊努人，而现在已经完全是和人的样子，如果仍有禁令，那我何苦学习你们的语言，又在此极寒之地剃成这样不能御寒的月代头呢？松浦被少年打动，最终还是想办法把他带到了江户。

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对“虾夷”一词的讲解，侧重于《日本书纪》中“勇猛”的描述，而对采用汉字“夷”的歧视含义并未提及。庄帆摄在封建幕藩体制下，阿伊努人对于日本来说只是众多“外夷”中关系更为紧密的一支，在日本型的华夷观念中，和“南蛮”（葡萄牙人）、“红毛”（荷兰人）的差别只在于亲疏。阿伊努人被明确为“日本人”的一部分，是由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他者”——俄罗斯。江户末期，俄罗斯人开始在日本北方加强活动，引起了有关国防的担忧。日本和俄国的交涉跨越了幕末和明治维新，在明治八年（1875）两国签订的条约（日方称为《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中，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在这一系列的交涉中，日本主张“虾夷地”是自己的领土，其根据就在于“虾夷人”是自己的子民。这是在欧美国际法观念传入之前的朴素认知，但确实起了作用——在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之后，桦太岛（即库页岛）成为俄罗斯领土，为此日本政府将居住在桦太的841名阿伊努人强行迁移到北海道上。这种做法只能用封建幕藩体制的身分制度才能理解，即使当时已经是号称“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

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对强制迁移阿伊努人历史的展示。庄帆摄在明治政府看来，北海道就是直面俄罗斯的国防前线。虽然曾经幕府也这么想，但现在不同了——统一的天皇制政府掌握了集中的财政权，终于有力量鼓励移民、开垦荒地、建设城市。明治初期，北海道被称为“植民地”，以当时日语的含义并不等同于后来占领外国而建立的“植民地”（殖民地），而是照字面理解为居民移植、开拓之地。1886年，明治政府设立北海道厅，社会各界有关北海道开发的言论非常踊跃。而正如小熊英二所指出的，其中大多着眼于工商业建设，涉及阿伊努人问题的讨论，少到令人意外。在开发北海道、巩固国防的大前提下，当局对阿伊努采取的政策是强制迁移与同化教育，江户时代的“教化”和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因此无缝衔接。据统计，1873年阿伊努人口数为16272人，占北海道人口的14.63%，到了1936年为16519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却只占北海道人口的0.54%. 大量移民的涌入、工业的建设以及土地的征收，使得阿伊努人从此再也没有办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同化教育也在强化阿伊努人作为“日本人”的认同，但旧的“夷人”观念并未消失，而是借助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加强。1900至1907年任北海道师范学校教头的岩谷英太郎，就将他所教育的阿伊努人视为正在消亡的低等民族。这并非他的个人创见，在“优胜劣汰”为社会共识的时代，许多人都这么认为，有些人甚至乐见其成。岩谷氏之所以主张仍要教育这一低等民族，是因为当时在北海道传教的基督徒也开办了学校，而将国民教育付诸外人，有伤“帝国的体面”。

1899年，《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出台，规定了种种对“旧土人”即阿伊努人的保护措施，包括给予土地、农具、种子、税收优惠、医疗教育费用减免等，同时也限制了其土地买卖，以便服务于开发大业。当时议会中许多人认为对消亡民族没有必要多加保护，因此法案一共提交了三次才得以通过。然而，看似人道主义救济的背后，其实是将区别对待的同化政策正式制度化。这一法律此后经过数次修正，一直施行到1997年，才因《阿伊努文化振兴法》的出台而废止。

日本民族起源论的中心

为什么阿伊努人已经成为了“日本人”，却仍然不是“日本人”？与之相对，战前日本有关朝鲜、琉球的“日鲜同祖”、“日琉同祖”反而占据主流。这是因为，阿伊努看似在帝国的边缘，实际上却在明治中叶以后进入了日本民族观念的中心。在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讨论中，民族主义和新知识之间的碰撞与纠葛，使得阿伊努人不得不再次被视为“他者”。

1877年，美国动物学家、考古学家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受聘到东京帝国大学任教，并在东京南边的大森开展考古发掘，即被视为日本考古学之开端的大森贝塚。这是日本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也是第一个确凿的石器时代遗迹。虽然江户时代的学者已经有收集石器的习惯，但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石刀、石鏃、石斧等都是神代的遗物。随着西方知识的传入和发掘的开展，关于石器时代居民的人种问题，也浮现了出来。

当时的日本学者并不认为日本列岛的石器时代人是他们的直接祖先。这里面有民族自尊的因素——摩斯在大森贝塚的考古报告中提到，掘坑中人骨与其他动物骨头混杂，推断当时人有吃人肉的习惯，这引起了一些日本学者的强烈抗议，以摩斯污蔑其祖先为野蛮人（虽然摩斯其实认为吃人肉的石器时代人是比阿伊努更早的一个人种，并非日本人的祖先，双方并无矛盾）。关键在于，遗迹发掘出来的陶器和当时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所使用的陶器有接近之处，于是，石器时代人即阿伊努人，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在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中都有人主张。

然而，被公认为日本人类学的开山祖师坪井正五郎，提出了不同意见。坪井认为，日本石器时代的居民是一个叫做“克罗波库鲁”（コロポックル）的人种，这一名称来自阿伊努语，为小矮人之意。在阿伊努的民间传说中，克罗波库鲁人是早于阿伊努人就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群，后来因为纷争离开，从此再无踪影。坪井比较了发掘所得和阿伊努传说对克罗波库鲁人的描述，认为多有相似之处（如遗址中竖穴式的居住地和传说吻合），因此主张石器时代日本列岛的居民是克罗波库鲁人，而阿伊努人是后来者。

坪井的观点引起了一场著名的纷争——“克罗波库鲁·阿伊努之争”，是日本人类学史上的一场重要论争。坪井始终是前一派的中坚，也不断补充论据、写作文章，而他的对手则有所变化，从植物学家白井光太郎到医学家小金井良精，都坚持并没有什么克罗波库鲁人，从石器时代开始阿伊努人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列岛。最终给了坪井的学说致命一击的是他的学生鸟居龙藏。鸟居氏在1899年对千岛阿伊努做了详细调查，发现当地仍有竖穴式居住的遗迹，但并没有克罗波库鲁的民间传说，当地阿伊努称这些遗迹传承自自己的祖先。从后来的人类学来看，这场论争在科学上相当粗糙，双方的依据都不足，种族概念的界定也不清晰。

但是双方有一点是共识：石器时代人并非日本人的直接祖先。无论是克罗波库鲁人还是阿伊努人，都和日本人属于不同人种。因此人类学家坂野徹在近年指出，由于民族主义、天皇崇拜的影响，这场有关日本民族起源的论争形成了“日本人不在场”的奇特形态。

关于日本民族起源，战前学界的主流意见是混合民族说，主张日本是从大陆、南洋迁徙来的种族混合同化而成。这种学说在明治初年形成，而其最重要的证据却不是来自考古发掘，而是古典文献，即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武天皇东征”之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有关神武东征的纪录完全是神话，但当时的学者（包括欧美与日本）大多都将其解读为对早期历史的一种寓言式记载。因此，神武东征的真正含义是日本民族实际上是外来人种，征服、同化了原来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人种。这套叙事被广为接受，甚至写进了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足以证明日本人是擅长征服与同化的优越人种。相比之下，阿伊努就是被征服了的“虾夷”的残余，正在走向消亡。

以鸟居龙藏为例，作为继坪井正五郎之后日本人类学的宗师，他构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固有日本人”说：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是阿伊努人，遍布地域从北海道到九州、冲绳，留下了诸多石器时代遗迹，但在之后被“我们日本人的祖先所驱逐”，居住地只剩下北海道、桦太南部和千岛等。所谓“我们日本人的祖先”即“固有日本人”，按古典神话的记载应当是从朝鲜半岛而来的民族，此后又和印度尼西亚族、印度支那族（鸟居认为即是中国南方的苗族）融合，三族混血形成了现代日本人。鸟居还提出，绳文石器和弥生石器分别是阿伊努人和“固有日本人”的作品（后来科学公认两种石器之间并非种族差别，而是年代前后）。

可见，以阿伊努人为石器时代居民的学说，并没有提高其地位，反而加深了种族歧视的偏见。把阿伊努人排除出“日本人”，正是为了以其为劣等的“他者”来强化优等的“自我”。这一逻辑之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战后日本在退回“单一民族”论调时，竟不知如何处理阿伊努的位置，才会出现中曾根康弘那种完全无视甚至一笔抹除的言论。然而，对于阿伊努人来说，先以异族区别对待，再笑脸相迎地说我们是一家人没有差别，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对阿伊努历史的展示已经完全脱离古典神话，而采用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知识。庄帆摄2020年，北海道白老町的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以及周边的“民族共生象征空间”公园建成开业，这也是日本的国立博物馆系统里第一次以某一特定民族、特定文化为主题。展厅不大（一个基本厅、一个特别厅）、展品也不多，相比于其他顶着国立头衔的博物馆，只能说是袖珍级。但是展厅解说板都以第一人称“我们”来叙述，附有阿伊努语的片假名转写，的确是在努力实践新的历史叙事。博物馆附近还有一处慰灵设施，存放着一些阿伊努人的骸骨——这些都是从19世纪开始，在北海道做研究的学者们掘墓所得。四十多年来，阿伊努人不断地追讨、发起诉讼，又不断碰壁。近年，北海道大学、京都大学、澳大利亚的博物馆等返还了一部分遗骨，但还并非全部。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常规展览的最后一部分，是“多民族的日本”，展示着移民的历史，从幕末开国到吞并朝鲜，一直到战后经济腾飞。然而历史和现状并没有展览所示那般和谐，在日朝鲜人以及东南亚劳工受歧视的问题一直存在。民族观念仍在不断构造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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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工藤雅樹『研究史 日本人種論』吉川弘文館、1979年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年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新曜社、1998年

坂野徹『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 一八八四年―一九五二年』勁草書房、2005年

リチャード・シドル著、マーク・ウィンチェスター訳『アイヌ通史：「蝦夷」から先住民族へ』岩波書店、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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